两个月之后，在路上遇见A老师，我还是热情的打招呼。她开始诉说，委屈的说因为患腰椎间盘突出，疼的死去活来，厕所都得爬着去，耽误了上班，工资只开一点点。我很同情她。A老师说她也打听了一下，有老师告诉她法轮功没事，所以她还希望我和她住一个宿舍。我犹豫了，经不住她后来又多次催促，我不好拒绝，就搬到了一起。相处期间，她仍然非常排斥大法，我谈话自然渗透着大法中悟到的法理，她似懂非懂。一说到邪党，她就表现的很恐惧，又搬走行李不和我来往了。后来又回来，就这样反复几次。对我也是担惊受怕的过程。但是过程中，A老师逐渐很认同我的为人，说每次闹矛盾后，她都观察着，发现我都跟没事人一样，见面就打招呼，不计较，大气有格局。她越来越放心，但是对大法顾忌仍然很多。
当按照主管的要求我去了新部门后，两个老师横在我面前。其中一个就是A老师，
她在这个部门。他们说：“你迟到了一分钟了，这里绝对不允许！”咄咄逼人，不容我说话，用手不停的指划到我的脸上，硬把我逼的退出了办公室。连日来的忙碌、高压、加上学法太少了，我已很脆弱，眼泪一下子夺眶而出。我转身去到新部门的主管领导，她连正眼都不看我，一脸鄙视，根本不解决问题。那个办公室的门我進不去了，我在操场上无助、慌乱的哭着走，感觉太难了。
师父说：“一旦人走上修炼这条道路的时候，那么他的今后的一生，都不会有偶然的事情存在。因为修炼是有序的安排，时间不是那么很充裕，不可能有什么偶然的事情，都是安排的很紧的。”[8]
这时，国保警察来电话，说要来学校，他们去了保卫处长的办公室。过了一会儿，我犹豫着走到B处长办公室的窗外，想着礼节上要送国保警察出校门。B处长办公室的屋内清晰的传出一个女老师的哭诉声：“她破坏我家庭，劝我们退党，她偷我东西，好多炼法轮功的人到学校来找她……”我的心狠狠揪了一下，是A老师。此时，我倒也平静下来不哭了。
多年在大法中修炼的功底显现出来了，我一下子推开了门，震惊的看到A老师坐在中间哭诉，而周围坐着几位壮硕的男子。有国保人员、还有保卫处长。年长的国保警察表现出一定的克制客气，但那年轻的不停的刷着手机，似乎对听这些很烦躁。
看我突然出现，B处长突然嫌恶的怒喝：“你来干什么？出去！”我们是同事，却象对犯人。这种“侮辱”，我们能感觉到，但是师父给我们讲过法，我们修炼过“大忍之心”[3]，不会被这种阵势带动，只能更加锤炼大法弟子的慈悲、包容和金刚不动。我面带微笑着说：“哦！我是来看看国保他们走了吗？想送他们出校门。好，那我走！”我抽身走出来。
年轻警察马上跟出来，边走边说：“你放心，我们不相信她说的，你回去说两句吧！”我望着他那张年轻的脸，满脸慈善的说：“谢谢你，我不去说。”他赶紧说：“接触这么久了，我们知道你。你等一会儿回去一下。”我明白他是觉的处长对我太恶毒了，看不过去，要扳过来。我说“好。”他把我请到屋里，说：“让她说两句吧！”我说：“没事，有什么事你们找我，大家都挺好的，我也没啥事。”然后就退出了屋子。
风雨来势凶猛，我处在风暴的中心，生活中的一切似乎即将是支离破碎的感觉，被人狠狠捅了一刀。面对那些诬陷之词，我没有找人去解释、辩解，我张不开口，我怎么能伤害A老师？毁坏她？她说我，我再说她，那太差劲了。A老师回到办公室，小心翼翼的看着静静坐在桌前写字的我，小心的偷窥，因为造谣陷害，她内心慌乱，把一盆子饭都扔出去，洒的满地都是。
一连多日，我没有去找领导，也没见到警察的人影，没有人来处理。在风暴的中心，我只有扛着不动。大法弟子得按高标准要求自己，不能和常人一样见识，所以我哪里都没去谈，我就坐在办公桌前向内找。找到一个执著心，就写在小条上，让自己记住，去掉它。找到一个，写一个，提醒自己“忍”。大法弟子的“忍”是金刚不动的，纸条写了一叠。我表面平静，心如刀扎，背后象被人扎了几刀，我知道自己修炼的不够，感谢师父安排这次让我提高的机会，我在一点一点的提高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