两个月之后,在路上遇见A老师,我还是热情的打招呼。她开始诉说,委屈的说因为患腰椎间盘突出,疼的死去活来,厕所都得爬着去,耽误了上班,工资只开一点点。我很同情她。A老师说她也打听了一下,有老师告诉她法轮功没事,所以她还希望我和她住一个宿舍。我犹豫了,经不住她后来又多次催促,我不好拒绝,就搬到了一起。相处期间,她仍然非常排斥大法,我谈话自然渗透着大法中悟到的法理,她似懂非懂。一说到邪党,她就表现的很恐惧,又搬走行李不和我来往了。后来又回来,就这样反复几次。对我也是担惊受怕的过程。但是过程中,A老师逐渐很认同我的为人,说每次闹矛盾后,她都观察着,发现我都跟没事人一样,见面就打招呼,不计较,大气有格局。她越来越放心,但是对大法顾忌仍然很多。
当按照主管的要求我去了新部门后,两个老师横在我面前。其中一个就是A老师,
她在这个部门。他们说:“你迟到了一分钟了,这里绝对不允许!”咄咄逼人,不容我说话,用手不停的指划到我的脸上,硬把我逼的退出了办公室。连日来的忙碌、高压、加上学法太少了,我已很脆弱,眼泪一下子夺眶而出。我转身去到新部门的主管领导,她连正眼都不看我,一脸鄙视,根本不解决问题。那个办公室的门我進不去了,我在操场上无助、慌乱的哭着走,感觉太难了。
师父说:“一旦人走上修炼这条道路的时候,那么他的今后的一生,都不会有偶然的事情存在。因为修炼是有序的安排,时间不是那么很充裕,不可能有什么偶然的事情,都是安排的很紧的。”[8]
这时,国保警察来电话,说要来学校,他们去了保卫处长的办公室。过了一会儿,我犹豫着走到B处长办公室的窗外,想着礼节上要送国保警察出校门。B处长办公室的屋内清晰的传出一个女老师的哭诉声:“她破坏我家庭,劝我们退党,她偷我东西,好多炼法轮功的人到学校来找她……”我的心狠狠揪了一下,是A老师。此时,我倒也平静下来不哭了。
多年在大法中修炼的功底显现出来了,我一下子推开了门,震惊的看到A老师坐在中间哭诉,而周围坐着几位壮硕的男子。有国保人员、还有保卫处长。年长的国保警察表现出一定的克制客气,但那年轻的不停的刷着手机,似乎对听这些很烦躁。
看我突然出现,B处长突然嫌恶的怒喝:“你来干什么?出去!”我们是同事,却象对犯人。这种“侮辱”,我们能感觉到,但是师父给我们讲过法,我们修炼过“大忍之心”[3],不会被这种阵势带动,只能更加锤炼大法弟子的慈悲、包容和金刚不动。我面带微笑着说:“哦!我是来看看国保他们走了吗?想送他们出校门。好,那我走!”我抽身走出来。
年轻警察马上跟出来,边走边说:“你放心,我们不相信她说的,你回去说两句吧!”我望着他那张年轻的脸,满脸慈善的说:“谢谢你,我不去说。”他赶紧说:“接触这么久了,我们知道你。你等一会儿回去一下。”我明白他是觉的处长对我太恶毒了,看不过去,要扳过来。我说“好。”他把我请到屋里,说:“让她说两句吧!”我说:“没事,有什么事你们找我,大家都挺好的,我也没啥事。”然后就退出了屋子。
风雨来势凶猛,我处在风暴的中心,生活中的一切似乎即将是支离破碎的感觉,被人狠狠捅了一刀。面对那些诬陷之词,我没有找人去解释、辩解,我张不开口,我怎么能伤害A老师?毁坏她?她说我,我再说她,那太差劲了。A老师回到办公室,小心翼翼的看着静静坐在桌前写字的我,小心的偷窥,因为造谣陷害,她内心慌乱,把一盆子饭都扔出去,洒的满地都是。
一连多日,我没有去找领导,也没见到警察的人影,没有人来处理。在风暴的中心,我只有扛着不动。大法弟子得按高标准要求自己,不能和常人一样见识,所以我哪里都没去谈,我就坐在办公桌前向内找。找到一个执著心,就写在小条上,让自己记住,去掉它。找到一个,写一个,提醒自己“忍”。大法弟子的“忍”是金刚不动的,纸条写了一叠。我表面平静,心如刀扎,背后象被人扎了几刀,我知道自己修炼的不够,感谢师父安排这次让我提高的机会,我在一点一点的提高。